李白、杜甫生死观比较

李白、杜甫生死观比较
内容摘要：
盛唐孕育了李白、杜甫两位伟大的诗人，而两人又成就了盛唐文学。李白近道，杜甫为儒，面对生死，李白与杜甫在生活的困厄和现实的苦难中，以他们不同的方式完成对生命的思考。李白寄情于山水，醉心于神仙道术，挣扎在“仕”与“隐”的纠葛之中，以自身的解放，人性的解放来反抗现实的牢笼。杜甫则始终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国家民族，同情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禹禹独行，百折不悔。他们一生执着，为理想而生，坚守着理想而死，用整个人生去成就他们的生死叩问。
关键词： 李白 杜甫 生死观

Li Bai, Du Fu Comparison of life and death
Abstract：
Tang has given birth to Li Bai, Du Fu's two great poet, and two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literary achievements. Li Bai learning Taoist, Confucian study and Du Fu, in the face of life and death, Li Bai and Du Fu in the life of hardship and real suffering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ir different ways of life to ponder. Li Bai like landscape, like the gods of the Road, struggling in the "worship" and "Hidden" disputes, for their own liberation, the liberation of humanity to resist the reality of the cage.Du Fu was always concerned about the social reality, the national concern, sympathy people, "before anyone else and the bad, and the last to enjoy life," Baiti not repent. Their lifetime dedication to the ideals of Health, upholding the ideals died with them throughout life to complete exploration of the life and death.

Keywords：Li Bai Du Fu Outlook on Life and Death


胡应麟《诗薮·外编》云：“甚矣，诗之盛于唐也！”众所周知，盛唐诗坛波澜壮阔，精彩纷呈。作为文学主流的诗歌艺术得到了空前发展，创造了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最高成就。唐朝可谓人才辈出，各领风骚。尤其李白、杜甫，独具风流，在中国诗歌史上树起了两座高不可攀的艺术丰碑。正是：“双子星座，绝世仅有；两峰对峙，千古同辉。”

一、李白、杜甫生死观概说
何为生死观？就是人对“生”与“死”的看法和理解。
　 李白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自信自负豁达的精神风貌，狂放不羁的性格，飘逸洒脱的气质，正是魏晋开始的“人的觉醒”发展至巅峰的产物，是盛唐精神高度升华的产物。魏晋风度的核心是“人的觉醒”，魏晋名士开始摆脱汉时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的束缚，精神得到解放、思想也得到自由。李白一方面接受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要“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他接受了道家特别是庄子的的遗世独立思想，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一切。因此，这种“兼济天下”的政治观、“功成身退”的理想和“蔑视一切”的叛逆精神正是李白对于整个生命意义的探求。
杜甫所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李白要单纯得多，虽然他还受到道、佛文化思想的一些影响，但正统的儒家思想是贯穿其一生的，儒家的仁者情怀与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统一于杜甫的身上。杜甫对于国家、人民的那份强烈的责任感，对现实生活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能够极其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政治、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代表着当时的“社会良知”，具有良知的真诚和勇气，即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以及中国文人的悲剧命运，一种“兼济”不成、“独善”亦不成的生命悲剧。杜甫不仅做了动荡时代苦难人生的代言人，而且以他贴近现实的有血有泪的动地歌吟，呈露出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人格高贵与美，一种真正的大慈大悲的仁者襟怀，由此而形成的杜诗风格的大、重、拙，是传统儒家人文精神的最高诗意所在。
在对李白、杜甫生死观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总的看，二人似有相似，但细究起来，他们的不同风格，不同成就，正是由于各自对生命意义的探索是不一样的，即生死观的不同。下面便对两人的生死观做一个粗略的比较：
一、李白与杜甫的生死观相同之处就在于，执着于生，忘乎于死。
首先儒家的思想重视生，重视生的价值，以生命的不朽来实现超越生死。人们相信只要做到三不朽，就可以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是“德”，是“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所以儒家视“舍生取义”为最高法典。在他们看来人活着一天，就要做一天的事情，对于将来之死，不必关心。生必有死，乃自然的事情。
而道家与佛教的普渡众生和祈求来世不同，道家是一种珍视个体生命并渴望现世快乐的宗教。因此，道教没有空、幻、寂、灭的禁欲色彩，而是充满了喝酒谈玄、散发弄舟、长生不老、成仙成神的享乐情绪。与此同时，道教还网罗了当时医学、化学、物理学的成果，一方面把老、庄哲学中固有的“主静全真”的理论变成养生疗法，一方面又企图炼出使人长生不老的仙丹妙药。除此之外，道教还广泛采集了南方的巫术，将悬苇刻桃发展为驱邪的符箓，将膏唾禁祷发展为逐魔的咒语，将祭祀巫仪发展为求仙的斋醮。这种神仙、养生、服丹、避疾之术无非是表现了道教所追求的终极目的——生存的欲望和享乐的欲望。所以李白与杜甫并不刻意地关注死亡，并不去逃避死亡，而是以积极的生存状态去迎接死亡。
李白有《临终歌》曰：
大鹏飞兮振四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缺。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可见李白生命终结之时，他没有死亡的恐惧，只有对抱负无法实现的幽忧叹惋。
二、李白与杜甫的生死观不同之处在于，追逐人生自由和实现政治理想的方式不同。
中国古代哲学更倾向于伦理学的范畴，它向来被分为入世的和出世的两类。道家的人“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庄子·大宗师》），认为欲得到最高的成就，必须脱离尘世罗网、脱离社会，甚至连生命也要抛弃，才能得到最后的解脱。因此，道家被看作“出世的哲学”。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注重社会中的人伦和世务，专讲道德价值，不谈鬼神，莫论生死。它不像道家那样强调个体的生命价值，而是更注重群体（一个家族、宗族乃至民族）的利益。
李白与杜甫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都表现出对理想政治的执着追求。李白一生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相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
但是我们看到，在政治理想的实现途径上和理想层次的追求上，李白和杜甫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杜甫有浓厚的儒家“忠君”思想，以社稷为重是他轸念民生疾苦的出发点。他的君臣观与孟子一样，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儒者以孝事君，他全做到了。在民族存亡系于一发的时刻，他的忠君思想和爱国爱民情怀错综地交织在一起，对社稷和人民的最终关切，是他“忠君”的核心内容。贫困生活的磨炼，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穷儒”。因此，他身上有强烈的“平民”意识，一生同情人民，坚定而真诚地为苍生社稷忧虑，并用诗歌抒发情感，唤起普通人的思想共鸣。所以，杜甫终其一生都在积极入世。
而李白自视很高，他常以大鹏自喻，“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不屑走一般士子所走的科举做官的道路，而是要一跃而为宰相。实现政治理想后又功成不居，“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这种思想正是“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在李白身上的反映。其实，李白在追求政治理想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生追求－－这就是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入世”也好，“出世”也好，都被李白当作实现自我和实现自由的方式，“入世”肯定自我价值，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出世”摆脱对“自我”的束缚，达到自由适意的人生理想。“入世”和“出世”都统一在对自由追求的大目标下，实现自我和追求自由在他身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李白的独特之处。李白从政失败后，转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获得精神的解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游历过程中,诗人不断升华感情、净化心灵，强化自然和仙境的美好，以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求得精神对现实的征服。他的诗篇反映的社会内容虽然没有杜诗多而深刻，但李白诗歌给予人的精神影响却是超越时代，深广久远的。
二、李白、杜甫生死观成因探析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凡一代文学自有其一代之作家。李白的浪漫主义和杜甫的现实主义诗风，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把诗歌推向了艺术的高峰。李白、杜甫的产生，绝非偶然，他们是唐代社会兴衰之交催生和千年历史文化积淀孕育的伟大诗人，他们不同的诗风和生命追求，自有其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李白之偏于道和杜甫之偏于儒，是与二人的家世、所受的文化教育信仰、性格气质和人生经历不同有关的。
下面，则要具体把握李白、杜甫两人生死观的区别，从个人、时代、思想文化等因素分析他们生死观形成的多方面原因：
一、 个人气质和性格
李白在盛唐时代精神的哺育下，养成了一种感情奔放，乐观激愤，豪放高昂的心理特征。他的理想，他的苦闷，他的忧伤，都具有当时思想解放的浓厚的时代特色——狂放的理想主义。李白的理想主义往往带有狂放性、幻想性，而这与他的自负、自信的性格相连结。李白轻尧舜，笑孔丘，粪土王侯，浮云富贵，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李白对权贵是高傲的、桀骜不驯、飞扬跋扈的，对帝王也敢“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饮中八仙歌》)他常以大鹏自喻，又以鲁仲连、范蠡、乐毅、吕尚、管仲等自许，幻想自己也能像他们那样，凭着个人的才智和勇气，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赠张相铰》其二)“终燃不受赏，羞与时人同”。(《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他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而现实社会却是“谁贵经纶才?”(《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
基于自负与自信，他又有一种怀才不遇、愤世嫉俗、傲岸不屈的思想性格。从李白所处的时代看，“开元盛世”繁荣昌盛的背后，埋藏着深刻的危机。李白的“济苍生”、“安社稷”的思想，是为了要使帝国在统一、安宁、昌盛的道路上继续向前发展。这种理想必然同黑暗的现实发生尖锐的矛盾。由于现实的险阻，使他“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其一)在广袤的世界上竟没有自己的一条出路。
杜甫比李白小1l岁，两人从小都受过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都非常敏慧。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杜甫七岁即做诗文，十四岁已出游翰墨场。他们都曾有过漫游、求官、流放或漂泊的遭遇。安史之乱的爆发，使杜甫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清醒。杜甫在当权者的冷遇下，在困苦的生活磨练中，特别是目睹安史叛军给国家、百姓带来的灾难，对社会认识一天天清醒起来，逐渐打破了对盛世的幻想。时代的急转弯和人民大众对他的影响，使他逐渐脱离了盛唐风貌，把如椽大笔倾泻到反映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和社会生活上，沿着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道路前进。杜甫的理想，重心不在自己内心的自由和超脱，而在“仁政爱民”、“匡时救世”理想化的仁政模式的实现。他的个人价值不表现为“自我”的个性张扬，而表现为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执着追求，反映时代面，忧国忧民。当这种追求无法实现时，他仍执着于社会现实，深沉忧思，不肯离开、超脱现实。正因如此，他思想深刻，眼光锐利，表现深切，往往能从极平常的生活小事题材中挖掘出重大的社会问题，从特定的环境中反映出时代的本质。
二、 时局下的命运
白居易在《读李杜集因题卷后》一诗中写道：“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这几句话，正是说明两位伟大的诗人都有着相似的沦落不遇的命运遭遇。
李白一生，从“仗剑去国”，出蜀远游，到供奉翰林，乃至流放，虽满怀“济苍生”、“安社稷”的远大抱负，但一辈子也没正式被朝廷任命为官吏，“供奉翰林”只不过是宫中的一个弄臣而已。李白不是一个“万事不关心”的人，相反，他似乎什么都关心，好多生活他都体验过，表现过。尽管没有一种生活能永远使他满足，但他炽热的感情，强烈的个性，判逆的思想，豪放的性格，在表现各种生活的诗篇中都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处处留下了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他要入京求官，就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政治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要控诉自己的冤屈，就说：“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他想念长安，就是：“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
而杜甫所处的时代，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杜甫经历了所谓的开元盛世，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当35岁的杜甫收拾起漫游天下的豪情，打点行囊入京应试，却入了李林甫的圈套。此后十年困守长安，“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而八年的安史之乱，更让他看尽了民间疾苦。杜甫的诗歌是和他的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间那“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的。尖锐而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仅造成了人民的深重灾难和国家的严重危机，也把杜甫卷入了生活的底层。他曾长期生活在人民中间，他的诗歌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他的诗愤慨外敌的入侵，期待国家的中兴描绘人民深重的灾难。他的诗象一面镜子，这就使他有可能描绘出那整个苦难时代的生活图画，并逐渐攀上现实主义的高峰，使他成为我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的代表。
三、千载文化的影响

（一） 家国意识

家国意识，从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名言，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东林志士所提出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从汉代名将马援的爱国情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 到民族英雄岳飞的名利观：“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再到爱国将领文天祥的生死观：“自古英雄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其实质在于跃出个人范围，站在民族兴衰和国家兴亡的高度来看问题。这种人生精神具备了一种对国家和全体民众深切的终极关怀，在思想传统方面构成了具有中国内涵的意识资源。
李白的政治理想是崇高的，明朗的，在他的脑海中经常横亘着一幅清晰的个人理想的蓝图，并希望通过自己选择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李白一方面希望自己能“济苍生、安社稷”，从政治成就上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一方面又在对现实失望之后，期待自己“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寄希望于能超脱人世，逃避人世的牢笼！但超脱人世却是心恋尘世的李白所不能臻至的化境，因此，他辗转于两种渴望中求得自己的生命价值感。
杜甫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坚持自己的理想并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他在各地漂泊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盼望着能得到为君王效力的机会。但是，他的“入世”，更多的是表现在他以平民的身份，以自己的道德为榜样去影响其他人。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类型，唯有杜甫以“少陵野老”“杜陵布衣”的平民身份出现在那张长长的名单上。在这一点看来，杜甫更像被孔子盛赞的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二）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
道教的思想主要是神仙鬼怪的思想，对生死，主张架炉炼丹，修炼成仙，从而达到长生不老。至于儒家，对个体生命的死亡缺乏热情。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儒家更多探讨的是死亡的社会性，社会的伦理道德。这种道德型生死观强调“人无法避免死亡的属性，但自我可以决定生命的社会价值，选择怎么死。死是被动，但可以主动地选择生的方式”。
李白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当时高力士杨国忠的受宠，贤士都被据在朝门之外，因此他发出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叹，但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追求都是执着的。他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在《夜泊牛渚怀古》中他写道“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借用谢尚知遇袁宏的典故来表明自己的怀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以上都说明李白对仕宦生涯是积极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响，不时又有出世的想法。在《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现了他对道家的崇信和对儒家的嘲弄和摆脱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描写奇幻的梦境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说“安能催眉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表明了自己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可以说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彳亍着。儒学影响使李白是积极入世的，但政治上处处失意之后便只得借着隐居山林、求仙学道、纵酒狂歌来排遣苦闷。道家的清新、玄奥和追求自然造化使李白的自我主体意识得到极度的张扬。李白深慕大鹏之自由，庄子之高蹈，巢由之高节，故其人其诗，横空出世，高出尘表，像一只大鹏，奋飞九重，遍视万里，鸟瞰人间。
杜甫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忠实实践者。出自“奉儒守官”之家的杜甫，读书、为官、治国、平天下，一生都在追求儒家的政治人格理想，矢志不渝，执着而又深沉。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使杜甫形成了积极用世、广博、宽厚、忠慈、仁爱的性格和襟怀。而当他的忠君、济世的仁政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他又变得多么激昂与深沉、忧患与恻隐。这就使得儒家的仁者情怀与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统一于杜甫的身上。在儒家的思想的引领下，杜甫在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现得鲜明、充分、淋漓尽致。他敢于直面社会、直面人生，关心时事政治，关心人民的痛苦和不幸。为改变社会风气，他积极用世，热爱祖国，体现了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李白与杜甫的殊途，是由多种原因形成的，其根源来自儒、道两家思想的殊途。儒家孔孟用“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人伦关系以及条条框框的做人原则为文人走向圣人之路铺好了砖石，追求的最终理想是“修治齐平”。而道家老庄则剖析宇宙间自然万物的深层奥义，追求人与宇宙的契合无间，人与“道”的和谐统一，为文人走向仙人之路架好了云梯，探寻的是政治上的“无为而治”。儒和道代表了中国文人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深沉凝重，后者率性恣肆，分别造就了诗圣杜甫和诗仙李白。重道的李白和崇儒的杜甫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时代选择激情，历史选择深刻”，李白为时代所选，杜甫为历史所选。


著名诗人、学者林庚在谈到李、杜时有一段绝妙非常的话语：“这两个诗国的巨星，他们并肩站在那时代的绝峰上，然而心情是两样的。一个人正是刚从那上山的路走上了山尖，一望四面辽阔，不禁扬眉吐气，简直是“‘欲上青天揽明月’了。至于另外一个诗人，却已经望见了那下山的路，在那心旷神怡的山的极峰，前面正是横着那不愉快的下坡路，上山的时候似乎只望着天，下山的时候就不得不望着地了，‘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李白、杜甫是中国古代文学银河中的两颗巨星。盛唐精神哺育了他们，盛唐之衰又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期望，理想和现实的尖锐矛盾迸发出激情的火花。李白在道家文化的陶冶下，以其谪仙般的才华，天仙般的文辞，高伟的抱负，傲岸自由的个性，强烈的主观意识，把屈原以来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他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他那“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凛然风骨，那种与山水自然结合的潇洒风神，吸引了无数士人。而杜甫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实行者，他一生都为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而奋斗着。他忠君爱国、心忧天下，死而后已，其忠心之耿直，爱心之广被，真是无与伦比，他不愧是一只为人间祈求福祉的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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